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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曝迪丽热巴演出照 扎着马尾笑的灿烂】

2017-8-23 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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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不久,媒体上关于“死亡税率”的争论,将企业负担过重指向了税负水平。

  减税,一直被看作提振实体经济的必然选择,自2004年以来,中国一直在进行“结构性减税”,“营改增”也是本轮税制改革的重头戏。然而,减税能在多大程度上缓解企业面临的问题?经济学家韦森认为,减税减费,应当只是给中国企业减负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全部。

  与减税相比,目前中国企业更大的负担,主要来自前一轮经济扩张中企业所欠下的沉重债务和利息负担。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当以降低宏观税负为主要抓手,同时考虑降低企业债务和利息负担。

  目前,去产能去杠杆,与保增速、保政府财税收入高增长,已构成了中国经济的一个“不可能三角”。在此情况下,中国绝不能再大规模使用凯恩斯主义宏观刺激政策。

  

  减税,更要减政府开支

  《南风窗》:2016年7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了“降低宏观税负”,区别于原来的基调“稳定”。2016年9月,全国税收收入出现了负增长。“营改增”之后,官方数字是2016年减税5000亿元。怎么评价减税的效果?

  韦森:从财政部的官方月度数据可以计算出来,“营改增”之后,并没有真正减税,今年的1-11月份,我国的增值税净总额高达36752.42亿元,净增加了8663.44亿元,增速高达30.8%。而同一时间,我国营改增所导致营业税的减少为6012.1亿元。即使按照财政部的官方数字,除了营业税本身的增收因素外,营改增所导致增值税净增7913.41亿元,相比营业税的减少,营改增这一项政府还增收了1901.31亿元,这怎么叫减税?

  从这个意义上说,营改增企业的税收是增加的,特别是金融行业、房地产行业等,实际上并没有减,都在增。当然,今年前10个月税收的增长也与经济企稳有很大关系。我国从2012年初开始PPI为负,今年9月份之后,PPI开始转正。企业盈利向好,税收也开始向好。采购经理人指数基本上已经攀升到51左右,这些因素造成了经济活动的向好,以营业税为主的税收增加。但“营改增”政府至少没有减税,这是事实。

  既然中央政治局已经把“降低宏观税负”确定为大政方针了,关键是接下来怎么落实。3月份马上就要到来的《政府工作报告》,该怎样定2017年的GDP增速和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如果GDP增速定在6.5%,那么财政收入增速就不应该再定7%或7.5%了。如果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长目标仍高于GDP的计划增长目标,那就意味着税收弹性仍大于1,那就不是减税,而是增税,那也就无法落实“降低宏观税负”的大政方针了。

  多年来,政府的行政惯性是,各级政府要完成财政收入的年度增长目标,均把财政收入的增长作为各级政府的政绩来报,那就要层层全面加码。如果中央政府定了总量减税目标,各级地方政府和财税部门的工作人员,就不会再去想办法超额完成税收增长指标了。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减税。

  《南风窗》:一些经济学家曾指出,减税要以削减政府支出为前提,但是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现在面临问题,同时还有很大的支出压力。削减支出、减税还有没有空间?只减税而不削减支出,只是扩大财政赤字,会带来什么后果?

  韦森:一些刚性支出比如教育、医疗卫生,一些用于民生的转移支付确实减不下来。但是,我们的财政很大程度上还是建设财政,基建项目占了很大比重。 财政体制确实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一方面,一些地方政府财政空转,税收收不上来,另一方面支出在加大,债务在加重—虽然经过地方债置换,中央已经包了一部分,有些地方债务依然很大。而另一方面,又有大量资金沉淀在那里花不掉!所以,减税还是有空间的。整个政府宏观政策的基本导向应该是,一方面要减少政府的行政开支,一方面减税。不一定一说减税,就要盲目扩大财政赤字。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不是只有减税一个维度和选项,政府也应该同时减少行政开支,节支、节流。在任何国家的任何时期,财政赤字不是越大越好,而是越小越好,收支平衡最好。把政府财政赤字做得很大,当然也可以刺激经济,但这是寅吃卯粮,把税收负担推到下一代。如果是一方面减税,另一方面又要扩大政府支出,这样的后果将会比现在更糟。

  税负,并非中国企业的最大负担

  《南风窗》:营改增对减轻企业负担的作用有限,那么怎样才能让企业真切感受到减税的效果,从结构性减税到总量性减税是不是应该提上日程了?

  韦森:过去几年我一直在呼吁总量减税,比如降低增值税税率。目前我们的增值税有四档,17%、11%、6%和3%。现在大部分企业的增值税税率是17%,能不能考虑降到15%?对于一些创新型的企业和高科技企业,能不能再降一个点?现在营业税基本上没有了,降低增值税税率,才是真正的减税。

  其次,我的看法是,目前中国企业税负重,高税率只是一个方面。最近都在谈论“死亡税率”,其实从单项税率上比较,我们的税负不一定是最高的。中国企业更大的负担来自“费”,还有“五险一金”,尤其是来自高负债和高利率的还款还债负担。

  我们的非金融企业负债已经超过100万亿了,国有企业负债已经在80万亿上下了,民营企业也有20多万亿元。银行贷款基准利率现在是4.35%,各个银行一般会上浮20%,所以大企业的贷款利率大约是5%多一点,民营企业都在7%~8%甚至更高,“温州指数”(民间借贷利率)一般都在18%~20%以上,这才是压在中国各类企业肩上最大的负担。负债重,利率高,对企业的影响超出了税负的影响。

  因此,我一直主张货币政策不能紧。并且我一直在讲,去杠杆不能靠紧货币,宽货币才能平稳地去杠杆。但目前央行的货币政策面临着一个两难选择。在去年下半年以来政府已经靠PPP启动新一轮超过16万亿元基础设施投资的情况下,加上房地产今年的过热,货币政策一宽松,就会加大房地产的泡沫。目前,中国的房地产按揭贷款已经超过19万亿了。再宽货币,只会加大中国经济的负债率,加杠杆而不是去杠杆。所以,央行的货币政策目前是左右为难。但是,单从降低企业负担来看,显然企业的债务和利息负担比税收负担还重。

  除了税、利率,还有一个因素是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已经很高了。单从名义工资来说,过去15年,全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名义增速就超过13.5%,到2014年已达到5.636万元了,比2001年翻了5倍还多。同一时期,美国、欧洲和日本的平均工资水平基本上没涨。当然,算实际工资的话,我们的通货膨胀涨得更多,而日本、美国、欧洲基本上没有通货膨胀,多年来一直在低通胀和通缩中徘徊。

  这就牵扯到另一个问题了,就是中国的物价涨了,但是人民币过去两三年实际上一直在升值。从2011年开始,一直到2015年“8·11”汇改,人民币兑美元一直在升。 “8·11”汇改后,人民币相对美元有所贬值,我国出口今年下半年就有回升了。所以,我的看法是,现在央行不宜保汇率,人民币汇率让市场来决定好了。人民币贬值整体上是有利于出口的,这毋庸置疑。人民币贬值以后,2016年第三季度中国外贸出口由负转正,效果马上就显出来了。所以,人民币汇率能稳定在7美元上下,是有利于增加中国出口的。

  总结来说,人民币实际在升值,劳动力成本上升,银行贷款利率和融资成本奇高,在这三个条件下,中国企业的税收就显得很高了。

  《南风窗》:最近也有学者认为,单纯减税对企业的作用是有限的,您怎么看?

  韦森:是非常有限。截至2015年底,我国债务总额大约为170万亿元,光还息负担就超过十几万亿元,远远超过中国一年的GDP增量。一年100多万亿元的企业贷款,光还息就几万亿元,还不算还贷款本金。就此而论,减税几千亿,相对于企业每年十几万亿的还债还息负担来说,还不算是很大的数字。所以目前减税减负几千亿,且不说很难做到,即使做到了,对企业的减负来说,也很难说起到多大的作用。

  除了税负高,企业负债利率太高,融资成本太贵,这是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很大一个因素。这也是我这两年一直认为货币政策不能紧的一个主要原因。

  《南风窗》: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了要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去银行的中介作用。基于中国目前的资本市场状况,是不是有很长的路要走?

  韦森: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中国跟英美的金融体制的一个很大差别就是,它们基本上是通过资本市场直接融资,而中国则是靠银行贷款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的优点是让风险不再集中在银行,也不压在企业身上。中国的金融体制从直接融资转向间接融资,这是一个必然趋势。现在,据有关专业机构的研究,直接融资占整个企业的融资不到6%,企业大部分的钱都是银行贷款或者向影子银行、担保公司、民间的高利贷借来的。

  但是,转向直接融资为主的体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从理论上讲,英美之所以走向直接融资的道路,是跟它们完备的法律制度连在一起的。这不是想扩大直接融资那么一句话就能达到的。而中国在股票发行制度、金融法律体系上,还需要进一步改革健全,归根结底要靠中国整个社会的法治建设的推进。

  当然,如果2017年股票市场能够稍微稳定一些,不断放开,排队审批的上市公司通过的比例逐渐增大,最后过渡到注册制,我国的直接融资的比例可能会增加。但要完全过渡到主要靠商业票据、股票、债券等直接融资的金融体制,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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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9 月 25 日,新疆草湖广东纺织服装产业园,流水线上的产业工人。

  货币供给太多,这是表象

  《南风窗》:中国经济“脱实向虚”的问题比较突出,大量的钱在金融部门空转,并没有流向需要资金的实体经济部门,而是把一些产业尤其是房地产行业金融化,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

  韦森:这个问题我跟一些经济学家的看法有很大不同。宏观政策的误区在于,总是认为投资才能推动中国经济的增长。在这种思路下,政府没钱了,就通过PPP项目再来拉投资。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最近发布的《经济蓝皮书》预测,2017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将达67.1万亿元,名义增长8.9%,其中,光基建投资预计就高达16万亿元。

  中国的经济现在之所以困难、企业效率低、盈利低,主要还是过去几年过多投资的一个结果,所有产业产能基本上都过剩。上一波大规模刺激经济增长的负效应还没解决,现在又如此大规模来追加基建投资,将来这新的一波的基建投资的贷款,谁来还?

  在这种情况下,投向实体部门的大量银行贷款,只会增加我国经济的总杠杆率和企业负债率。在目前我国一方面有170多万亿元左右负债总规模,另一方面又有150多万亿银行各类存款的情况下,我倒感觉是应该经营好现有的企业,通过给企业减息、减税、减负、减费和减少制度性交易费用 ,让大部分企业活下来。等资产的收益率和企业的利润率有所提高了,等这一轮去杠杆的任务过去了,再考虑新一轮的投资和基建。

  在此宏观经济格局下,恰恰以银行储蓄为主的153万多亿元的广义货币,转向金融行业是个更好的选择。金融好了、股市好了,大家的收益提高了,增加了消费,也会影响人们的预期。最近这次世界性的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经济较快复苏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在于股票市场屡创新高,中产阶级的财富增加了,消费就起来了,美国经济很快就企稳回升了。

  既然目前中国的几乎所有实体部门和行业都产能过剩,还要把大量投资投向实体部门,那是去产能,还是增产能?是去杠杆,还是加杠杆?在此情况下,如果政府一方面要去产能,去杠杆,又要保增速,又要政府财政收入增加,这是有矛盾的。故我说,中国经济整体上目前存在一个“不可能三角”,就在这里。

  《南风窗》:这几年,货币政策受到的批评较多,认为货币供给过多,财政方面,通过PPP在追加投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这个组合拳怎么才能配合好?

  韦森:我之所以主张要降准降息,是因为企业现在的融资成本太高了。虽然中国全社会负债率跟美国差不多,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企业负债率却差不多是最高的。中国的利率也几乎是世界最高的。当然,与其他金砖四国相比还比较低,因为它们的通货膨胀率很高。现在大家都说,广义货币已经153万亿元了,货币供应太多,但真正可用的货币却是银行的可贷资金余额。

  故这两年,我一直认为,在中国独特的宏观经济格局中,即CPI不高,PPI连续4年多为负,企业负债极重的情况下,增加货币供给,降低的利息率可能比减税对企业还重要。这一点很多经济学家不能理解。

  我的观点是,中国广义货币的创造,不是因为央行超发基础货币。根据货币内生理论,广义货币主要并不是央行放水放出来的,而是“商业银行贷款创造存款,存款结余在商业银行的储蓄账户中变成了广义货币的统计数字”,这样内生地创造出来的。2007年,中国的M2只有40.3万亿,到2016年11月末,已经达到153.04万亿,净增了近113万亿,这些钱都是央行发出来的?

  央行实际上从2007年起,就一直致力于控制通胀和广义货币的快速增长,把2007年的9%的商业银行法定准备金率提高到2008年17.5%。2008年政府的“4万亿”刺激计划启动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稍微降了一点,也仍高达15.5%。2011年后,央行又通过13次提高商业银行的法准金,一度达到2012年的21.5%,差不多到了极限。自2014年年底,一直到2016年3月,央行降了6次准,降到了17%,并6次降息,但是与世界其他发达国家的央行基准利率相比,我们的货币政策显然还是太紧。有如此高的法定准备金率,央行的基准贷款利率还是太高。

  但是我们的法准金这么高,为什么广义货币每一年都大幅增长呢?这里的关键就在于理解“货币内生理论”,即银行贷款创造存款,存款到了银行账户中就变成了广义货币。这在我们目前广义货币构成中已经显示清楚了:153.04万亿M2,差不多都是由银行的各类存款构成,其中个人、企业、政府活期存款和固定存款、证券公司的客户保证金等等,再加上只有6.49万亿左右的M0。

  也就是说,我们153万亿的广义货币M2,基本上是贷款导致存款增加而“内生地”创造出来的,而不是央行在“超发基础货币”。所以我的看法是,如果控制不了投资,不管是政府直接投资还是PPP项目投资,就控制不了贷款;控制不了银行贷款,在不发生大规模银行倒闭破产的情况下,就控制不了广义货币的增加。

  一方面,投资增加,贷款增加,存款增加,广义货币也会增加;另一方面,企业、政府和个人的各种负债也就增加。在各行各业产能过剩的情况下,负债越来越重还不了,最后连利息也还不了,风险会越来越大。企业还不了债,还不了利息,直到发生了大的金融危机,才来个断裂性地、破坏性地“去杠杆”,这才是目前中国宏观经济的真正危险。

  不能只去产能,更要让企业活下来

  《南风窗》:还有一个观点你跟很多经济学家也不同,就是对于企业不应该只强调淘汰、倒闭,而是想办法让它们活下来。

  韦森:一大批经济学家大致都持这种想法,他们认为,现在中国的各行各业产能都大量过剩,而过剩的企业大都在一些落后的传统产业,所以,在目前的中国经济发展阶段上,仍应该采取比较紧的货币政策,迫使一些产能过剩、负债过重的企业退出,该倒闭的就叫它们倒闭。

  的确,这几年,一些经过30多年发展的企业,尤其是在4万亿刺激计划引领下盲目扩张的那些企业,发现本行业乃至所有行业均产能过剩,生产出来的东西卖不出去,企业面临关门、倒闭的窘境。但责任要完全由它们来负吗?

  现在,国有企业的债务万亿,它们是企业负债的主体。很多经济学家认为,一降息降准,本来应该淘汰的国有企业,反而活下来了。实际上,国有企业现在并没有怎么倒闭,就算不盈利、在大量亏损,政府也不让它们倒闭,不断贷新款,让它们还旧贷。

  倒闭的还是民营企业,或者一些民营企业向东南亚国家乃至其他国家迁移。这是我们经济体制的一个痼疾。想靠提高利率让一大批国有企业倒闭破产,能做得到吗?

  中国经济过去38年之所以实现了高速增长,一个很大的原因是一大批企业家的崛起。如果没有下一代企业家接棒,如果让一大批现有企业倒闭,会伤害中国人的企业家精神,会影响中国几十年的经济增长。因此,我们政府的宏观政策,包括货币政策、税收政策,乃至汇率政策,都要首先考虑救这些濒临倒闭的成千上万的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而不是再盲目上项目、扩大政府推动的基建投资。

  中国现在500多家上市公司的企业收益率是全世界最低的,虽然税率不高,但是跟收益率比就显得高了。所以,“死亡税率”不仅仅是税的问题,还有利率、汇率、劳动力成本多方面原因。现在,人力成本这方面基本没有空间了,劳动力红利已经用完了,不可能通过降低工人工资来让企业转亏为盈。降息降准、减税、人民币汇率随市场需求而自然调整,这三点是关键。如果没有这三条,中国经济将会更加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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