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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主130万元买的商铺莫名被拆 开发商:地基下沉】

2017-8-23 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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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17日,就在三星“太子”李在镕行贿朴槿惠亲信崔顺实一案的审理进入第二周之际,首尔中央地方法院突然发表声明:应本案主审法官李永勋自己的要求,将更换庭审负责人。稍早前,一位在野党议员曝料称:法官李永勋的岳父早在1970年代就与崔顺实的家族过从甚密,包括金钱往来。尽管李永勋否认了这一指控,但在舆论压力下只好申请回避。

  而在9年前,三星会长李健熙策划巨额非法股票交易一案被调查时,曾任三星电子会社法务顾问的退休检察官金勇澈就明确指称:三星集团秘密行贿基金的受益方已然遍布政治、司法、税务、传媒各界,根本不能指望对案件有完全公正的裁决。该案果然以李健熙获得总统特赦、大部分指控被推翻而收场。

  经营范围铺张、家族色彩突出、与政府关联密切,构成了公众对韩国财阀(Chaebol)企业的一般印象。而朴槿惠“亲信门”调查中曝光的财务和司法黑幕,则使韩国式政商关系的阴暗面暴露得愈加充分。

  卷入“亲信门”案件的三星、现代、LG等八大财阀,无一不是在朴槿惠之父朴正熙当政时期获得突破式发展。政府以政策和金融资源,扶植少数寡头企业,换取后者的现金输送和出口业绩;财阀则借重政府的关税壁垒,维持在国内市场的垄断地位,并使企业控制权在创始人家族的成员中世袭罔替。久而久之,政商之间形成捆绑关系,以牺牲公平和效率为代价,形成既得利益不受挑战的格局,甚至不因政治民主化而有所折损。

  然而与“汉江奇迹”时代大企业和国民经济同步正向发展的趋势不同,在八大财阀的总资产超过韩国全年经济产出的2/3的2017年,韩国GDP增速已下滑至不足3%,家庭债务总额高企,出口贸易额持续下滑……财阀不倒造成的负面影响,已显著大于其能创造的财富。对朴槿惠之后的韩国领导人来说,这才是真正需要正视的挑战:倘若“汉江模式”的剩余价值已经耗尽,需要做何种改革才能给社会和经济注入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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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22日,三星电子副会长李在镕被批捕后,第三次前往“亲信门”独立检查组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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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营国助”:财阀与政府共赢的时光

  大部分韩国财阀企业的发家史并不长,可以追溯到朴正熙时代或者朝鲜战争后。韩国当时之所以采用“民营国助”的经济发展战略,而非“以国有经济为主”,是因为独立之初的韩国,几乎不具备任何重工业基础,而在经历朝鲜战争的破坏之后,囊中羞涩的政府必须进一步依赖民营企业。1953~1961年,政府曾经将价值超过17亿美元的美援棉花、小麦、建材和机械设备,低价出售给私营企业。三星、SK等公司皆有染指,为业务扩张打下了基础。

  朴正熙1961年军事政变上台时,私营大企业支配全国消费品生产的格局已经形成;同时,因为朝鲜半岛始终处在战端重开的阴影下,欧美资本对韩国市场缺乏兴趣,韩国民企自身的格局短板也逐渐暴露。朴正熙最初曾寄望于国家力量的直接介入,因此对三星、现代等财阀巨头做出了程度不等的压制,在航空、钢铁等行业创建了一批国有企业,并以高利率和强制储蓄等手段吸纳民间资金。但到1965年为止,此种政策产生的负面效应,依然大过积极影响。

  其后,朴正熙政权以对日关系正常化和介入越南战争作为外部凭靠,大规模推进“民营国助”事业。与日本媾和,为韩国带来了总额近11亿美元的“二战”赔款和低息借贷,相当于3年的财政预算,并使急待扩张的韩国钢铁、纺织和化学工业获得来自日本的技术和资金支持。介入越战,连续10年为韩国带来千万美元级的外汇收入(参战的韩国官兵的薪饷均以美元支付),还使韩国企业得以承接驻越美军所需的钢板、化肥、服装等物资的采购以及基建业务,累计获利超过10亿美元。加上每年向西欧输出劳工所获的5000万美元进账,韩国的产业转型有了近30亿美元的启动资金,境况一时大为改善。

  以这批资金为原始积累,韩国银行业开始以事实上的负利率,向本国民营企业提供借贷,但在产业倾向上,完全以政府规划的出口导向作为凭据。例如三星集团被重点导向半导体行业、基建和军工;现代、大宇两集团进入造船和汽车工业;SK集团承接石化业务,韩进集团则接手了正在“去国有化”的民航和交通业。政府以本土市场的准垄断地位作为交换,引导财阀巨头为国家出口创汇。

  在“民营国助”的驱动下,到1975年为止,韩国的国民生产总值(GNP)和外汇储备量,相较10年前分别增长了13倍和23倍,出口商品额净增28倍。即使是在朴正熙遇刺之后,这套模式在1980年代的电子工业革命、品牌全球化布局以及基础设施升级中,依旧畅通无阻。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前夜,韩国已经跻身发达国家之列。这一“汉江奇迹”无疑是财阀企业与首尔当局互惠互利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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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商“捆绑式共生”

  在李在镕案的第一次庭审中,三星方面明确表示:2015年行贿崔顺实的430亿韩元(约合2.51亿元人民币)巨款,完全是朴槿惠政府勒索要挟的结果。这一表态虽有推卸责任之嫌,却也揭示出了韩国式政商关系的另一面:双方间的共生关系并不总是和风细雨,更多时候还充斥着斗争、政策绑架和暗中拆台。

  三星财阀与朴正熙政权之间的博弈,便是一部漫长的政商恩怨史。从1961年朴正熙上台时开始,三星集团创始人李秉喆就通过巨额政治献金输送,换取政府对三星旗下的制糖、化肥等产业的保护。但在1966年,意图扶植新企业SK集团进入化纤和纺织部门(均系三星财阀的传统优势行业)的朴正熙,以三星旗下的第一制糖会社“秘密走私糖精原料”为突破口,逼迫李秉喆将刚刚建成的蔚山化肥厂“捐献”给国家,并对第一制糖征收严苛的罚金。

  1980年全斗焕上台后,又在“言论统废合”(舆论管制)的名义下,强行将三星旗下的东洋放送会社(有独立的电台和有线电视网络)并入国营的KBS,同时还封闭了三星系另一媒体《中央日报》下属的多份子刊物。三星集团随后被迫向全斗焕行贿上千亿韩元,以换取新总统的认可和政治庇护。

  固定化的政治献金输送,更是成为了维系政商共同体的常用润滑剂。在全斗焕、卢泰愚两位总统任职期间,三星、现代等五大财阀家族,须在每年的中秋和元旦向政府支付20到30亿韩元不等的“账户外捐款”,同时还要在济贫、绿化、兴办国际性文体活动等公共事业中,做出金钱“捐献”。民主化之后,向国会主要政党领袖赠送活动费,变成了另一种潜规则。

  1997年大选前夕,三星集团掌门人李健熙通过其妻兄洪锡炫,分别向大国家党候选人李会昌和新政治国民会议候选人金大中,提供了数百万美元的竞选经费。待卢武铉上台后,长期在三星集团任职的洪锡炫,竟被任命为驻美大使。而在之前金大中推行对朝鲜“阳光外交”期间,国家情报院竟唆使和协助现代集团向朝鲜“违规汇款”4.5亿美元,成为轰动一时的国际事件。

  但这种不便公开的财政往来,绝非单向度的勒索,而是政商两界一种奇特的“捆绑式共生”关系。在六七十年代的定向扶持政策中斩获颇丰的财阀家族,渴望永久性独占政策便利,因此对政客的索贿行为每每推波助澜。1990年代韩国启动电信产业基建升级时,道(省)一级通信基站的建设项目设计,相关的贿赂往往高达上百亿韩元。前总统卢泰愚在1995年因非法收入案受审时,公开承认在5年任期内曾经从三星、现代等财阀企业受贿5000亿韩元(约合当时的6.5亿美元)。而在现代集团的朝鲜汇款案中,郑氏家族之所以甘冒风险配合政府,目的不过是在南北关系改善后,独占朝鲜旅游和基建行业的经营权。

  今年2月,《周刊京乡》独家曝光的一封电子邮件还显示:2005年,时任大国家党最高代表委员的朴槿惠,曾经给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写信,希望朝方批准其担任理事的欧韩基金会在平壤开展活动,足可窥见财阀企业和基金会在政治活动中介入之深。

  而这种半是被胁迫、半是自愿的“捐献”,带来的好处还不仅是经济上的。尽管有确凿的证据显示,三星集团长期向政治家及其亲信行贿,但直到今年年初李在镕被捕为止,三代三星掌门人从未因司法审判遭遇过牢狱之灾。绰号“皇帝”的李在镕之父李健熙,在2008年一度被判非法交易罪名成立,但一年后就被李明博总统以“协助平昌申奥有功”为由加以特赦。

  若非2016年岁末的“亲信门”舆论反响过于激烈,类似三星李氏、乐天辛氏这样的财阀家族核心成员,绝不至于出现在被告席上。这也是政商“捆绑式共生”的缩影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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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阀经济的“穷途”

  导致李在镕获罪的2015年第一毛织并购案,折射出的是韩国式财阀经济的另一阴暗面:尽管财阀世家旗下的大部分子公司已经成为公开上市企业,甚至半数以上的股权掌握在外国投资者手中,但由于韩国《商法典》允许“大规模交叉持股”和“金字塔式层级控股”,创始人家族往往只需在上游控股企业中占据不到5%的股权,就可以环环相扣地“撬动”下游资产规模达数百万亿韩元的大公司。

  在上述股权连环架构中,子公司的董事会不仅密布着创始人家族的多年亲信和直系成员,而且在经营决策中并不起核心作用,而是听命于直属于财阀“家长”的秘书室。

  而财阀的“家长”们,为了完成集团控制权在家族男性成员中的世袭迭代,同时避免支付高额税金,往往会通过复杂的并购和拆分交易来完成股权转移,为此不惜贿赂政府官员甚至最高领导人。为了完成第一毛织会社对三星物产的并购,增加自己在上游企业中的股权份额,李在镕付出了430亿韩元的贿金,却不曾创造任何真正意义上的效益。

  这正是财阀世家面临的最现实考验。经过半个多世纪的飞速扩张,大部分财阀企业已经成为经营方向定型、雇员规模臃肿的百货公司式巨头,效率难再提升,同时却须应对最高决策者代际更替的问题。创始人家族的第一、第二代成员年事已高,需要向下一辈的男性成员移交控制权,但随着监管法条的完善,过于丛林主义的行事方法(例如掏空子公司资金、设置匿名账户等)已经为时代所不容。而创始家族既不愿放弃旗下企业的实际控制权,又不愿依法缴纳税款或继承费用,便只有求助于传统的“灰色”政商关系,竭力利用监管体系中存在的寻租空间。

  在百废待兴的1960年代,各取所需的韩国政商两界,尚可以在天时地利的护佑下,以“民营国助”的模式创造经济奇迹,掩盖政商勾连的负面影响。而在2017年的今天,韩国政府已在东北亚地区的安全紧张中进退两难,控制经济命脉的财阀巨头则坐困于高昂的债务和管理成本,在全球级别的经济竞争中渐趋落后。“汉江奇迹”不再,社会活力流失,这恐怕是比朝鲜核危机更加深刻和严峻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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