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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骥才委员传统村落保护二三谈:留住对“乡愁”的记忆与认同】

2017-8-19 2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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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2013年3月15日算起,周强就任最高法院院长已经过去了一年多。作为为数不多有法律教育背景的最高法院院长之一,这位专业人士上任伊始即被寄予厚望。西南政法精英学子、政治生涯始于司法职业、推行“法治湖南”的地方经验,以及他的多位知名法学家校友表露出的褒扬之词,都使外界对于最高院即将开启的“周强时代”报以乐观态度。

  过去一年中,周强的公开表达所传递出的司法理念以及法院在审判大案、敏感案件上的态度,都成为外界衡量司法改革诚意和力度的要素。新一轮的司法改革,核心是审判独立,周强和他主导的最高法院仍将是观察改革走向的聚焦点。

  “跟我们的司法理念接近”

  周强上任第43天,最高法院即邀请国内20位知名的法学家和律师,就“提升司法公信力”的问题提意见。座上宾除了徐显明、姜明安、马怀德等资深专家以外,还有何兵、徐昕这样在网络上因尖锐批评而颇有影响力的学者,以及包括李庄案辩护律师高子程在内的律师代表。

  “会议一开始,周强就讲了要建立裁判文书公开,这正是我呼吁多年的推动改革的切入点。如果能落实的话,可以真正助益司法监督,提升公众对司法的参与。”北京理工大学司法研究所主任徐昕对《南风窗》记者说,听了周强的这番讲话,他认为其推动司法改革还是比较有诚意的。会议结束第二天,徐昕就不少朋友关心的座谈会发了一条简短的微博:“感觉周强院长和我们的司法理念很接近。”

  “跟我们的司法理念接近”,这或许是法律界很多人对周强履新后的第一印象。他的9位前任中,仅有董必武和肖扬是法学科班出身。谙熟现代法治精神和司法规律者入主最高院,在各方看来,至少是建构法律职业共同体、凝聚共识的第一步。

  “60后”的周强生于湖北黄梅。他的最知名的法律界同乡是参与东京审判的大法官梅汝璈。知青经历、恢复高考后的命运转折,这是周强与他同时代的许多高官共同的标签。1978年,周强考入西南政法学院(西南政法大学的前身),他的同学曾对媒体回忆,“周强经常半夜打着手电在蚊帐里学习。”与大多数官员在职获得更高学历的路径不同,本科毕业后的周强因为成绩优异继续攻读了3年硕士研究生,师从当代知名民法学家金平。

  走出校门后,他在司法部一待10年,从法律政策研究室法规处的一名普通干部,升任法制司司长。经历了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第一书记的第二个10年后,他迎来了政治生涯的另一次转折,成为地方大员。2006年,46岁的周强出任湖南省代省长,次年正式当选,是当时中国最年轻的省级政府“一把手”。4年之后,接替转任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的张春贤,出任湖南省委书记。主政湖南期间,他支持出台了中国首部地方性行政程序规定,着力推行的“法治湖南”也颇受法学界肯定。“尽管湖南有很多问题,但感觉周强还是很重视法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姜明安说。作为湖南省委省政府的法律顾问,姜明安每年都要参加湖南省政府主办的“法治政府南岳论坛”。

  带着这份履历出任最高法院院长、首席大法官的周强甫一亮相,便以较为开放的姿态回应各方对他的期待。继“提升司法公信力座谈会”后,最高法再破惯例,2013年5月的全国法院新闻宣传工作会议上,20多家媒体的负责人被请进了最高法院,中国新闻社副总编辑张明新对他的印象是“既懂司法工作,也很了解媒体规律”。周强的公开讲话中,多次提到“大数据”、“新媒体时代信息传播”、“善用媒体”这样的字眼,鼓励法院“将海量案件信息进行大数据分析”。上任前夕的全国“两会”上,他还特意提到与百度董事长李彦宏的会面,对方“讲了信息社会发展的最新动态”,周强谈到,“面临这样一个快速变化的时期,必须用法治思维、法律手段管理社会、处理矛盾冲突”。不难看出,这位“会关注网民讨论、了解信息,也注册了QQ”的最高院院长深知媒体和网络传播对中国社会的改变。

  将司法和媒体的力量形成合力,也成为他上任后推行司法公信力提升的“抓手”,司法公开和平反冤假错案便顺应成为最佳切入点。

  两大切入点

  周强公开提到的“一把手工程”有两个,一个是新闻宣传,另一个就是“庭审程序公开、执行信息公开、裁判文书公开”三大平台建设。“这三大公开平台如果都能真正落实,将是周院长上任以来最大的功绩。”一名最高法院的法官曾这样对媒体表述。

  裁判文书公开是第一个突破口。2013年6月,中国裁判文书网正式上线,最高法院的一批裁判文书在网站集中公布。7月,《最高人民法院裁判文书上网公布暂行办法》出台,规定了“除法律规定的特殊情形,最高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书、裁定书、决定书,一般均应在互联网公布。具有指导意义的死刑复核案件、社会关注度高的案件,生效裁判文书也应当公布”。庭审公开方面的标志性事件则是2013年8月薄熙来案的庭审微博直播,产生了震动性的影响。

  “司法公开确实能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这种渐进式改革的做法也体现了法院的诚意。比如去年甘肃张家川刑拘中学生的案子,最终解决还是与司法公开有很大关系。甘肃武威中级法院的一份裁判文书显示,张家川公安局局长给他的上司送过5万块钱,这样一个关键信息导致公安局局长被查,也使案件逆转。”徐昕说。在他看来,司法公开是一个特别适合控制的领域,既可以叫得很响,同时公开的范围、公众真正关心的地方能不能公开,都在法院自己的控制中。但无论如何,往前推进一两步,还是值得肯定。

  2013年上半年密集平反冤假错案是另一个引起社会强烈反响的动作。2013年3月26日,周强上任的第11天,浙江省高院经过再审,宣布因涉嫌一起奸杀案被羁押近10年的张高平、张辉叔侄无罪。此后,几乎以每个月一起的节奏,平反社会关注度很高的冤假错案。4月的河南李怀亮案,5月的福清市纪委爆炸案,7月的浙江省5人抢劫、盗窃案,8月的安徽于英生杀妻案……多名被蒙冤羁押10年以上的嫌疑人均告无罪,并且得到了国家赔偿。

  2014年全国“两会”上,周强宣布,2013年一共平了12起冤假错案,各级法院依法宣告825名被告人无罪。“司法裁判中万分之一的失误,对涉案当事人也是百分之百的伤害。”全国高级法院院长座谈会上,周强说道。随后,最高院发布《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成为这项工作的综合性指导文件。

  “这些案件中,让我觉得震动更大的是李怀亮案,像浙江叔侄案、赵作海案都是找到了真凶,确定是错案,但是从案件材料来看,我个人认为有70%~80%的可能是李怀亮杀的人,也有20%的可能不是他。所以,李怀亮案是个疑案,不是错案。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释放,真正做到了无罪推定、疑案从无。”姜明安说,在2014年“两会”前最高法院的专家咨询会上,他对司法公开和平反冤假错案也表达了肯定之词。

  尽管平反的冤假错案不能不具有选择性,在社会力量尤其是律师界的推动下,也到了不得不改判的地步,但是姜明安认为,除了还当事人公正之外,同样重要的意义在于:“司法方向确实在发生改变,过去高法比较强调为地方政府服务,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我每年都会提意见,他们也听不进去。我说,这样给自己定位,人家更看不起你们法院。实际上,高法也面临很大的压力,近几年提交全国人大的工作报告都得到了很高的反对票。”

  从1999年开始的司法改革强调的“职业化”、“独立性”,到2008年开始的“能动性”、“司法大众化”、“调解优先”,到本次改革的“司法规律”和“司法属性”,显示出司法方向上的回归和调整。不过,对司法理念的判断除了改革者的政策宣示,还取决于具体的判案程序和结果。这也恰是司法与其他领域改革的不同之处,改革的真伪和大小将直接反映在审判上,以最直观、最有冲击力的方式直面公众。

  内外压力

  2013年下半年的3个死刑案件—“曾成杰案”、“夏俊峰案”和“王书金案”,以及关于“寻衅滋事”和“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刑事案件的司法解释将最高院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2013年6月14日,最高法院核准湖南省高院维持一审判决,以集资诈骗罪判处曾成杰死刑。7月12日,长沙市中级法院对曾成杰执行死刑,他的女儿在微博称,执行死刑当天没有接到通知,没见到父亲最后一面,引起轩然大波。长沙中院先后发3条微博回应、辩解,最终在舆论的推动下向曾成杰的女儿道歉。

  2013年9月25日,最高法院核准沈阳刺死城管的夏俊峰死刑。此案影响颇大。2014年全国“两会”上,周强专门对核准死刑作了解释:“这种人不杀就非常危险,就好像两个人关起门来吵了一架,你把人杀掉了,如果这样也是正当防卫,这个社会就会天下大乱。法院在这个时候要勇于站出来维护法律底线和原则。在刑事案件中,不能因为当事一方弱势就偏袒,更不能因为富有就可以超越法律。”

  2013年9月27日,河北省高院二审宣判王书金多次强奸杀人获死刑,认定“聂树斌案”并非王书金所为。“王书金的死刑复核还没有完成,但大家非常担心最高法院核准。在聂树斌案还没有启动再审的时候,对王书金判死刑会让人们对平反冤假错案产生疑虑。”徐昕说。

  无论是法院也好,法学界也好,社会公众也罢,改革一旦启动,那么大家总是要超越最初理念上的碰撞,回到现实中的磨合。“期待”最终总是要通过行动来检验。无论怎样,推动司法独立审判是大家共同的目标,重要的是,这个通过前期沟通、文件宣示等形成的共识不会丧失。对法院系统来说,也应当认识到,法治的扎根,正是通过一个个案件来实现的,改革共识也正是在一个个案件的处理中真正落地。就以上述3个死刑案件为例,第一个是当地法院认了错,第二个是最高院向社会作了解释。随着司法改革走向“深水区”,法院面临的形势会更加复杂,法院在个案上的表现将更加引人注目。

  对改革抱有期待的人们也应当认识到,作为推动司法改革的核心机构,法院要强化自身在司法系统中的地位,强化审判在司法模式中的功能,在这样一项涉及政法委、公检法、律师、地方政府的系统工程中,处于司法权力架构较弱位置的法院如何“突围”而出,的确并非易事。

  “去地方化”、“去行政化”,法院面临体制性约束,而“职业化”、“精英化”则要面临来自法院内部的既得利益抵触。双重压力是“周强时代”的最高法院必须应对的难题。未来一段时间,将进入反腐“成果”的密集审判期,如何在政治和舆论的牵扯中守护独立性,也是一个考验。而与平反冤假错案赢得社会称誉相比,更重要的是建立一个不再制造冤假错案的司法环境。

  可以说,最高院现在是负重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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