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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纪念邮票福建泉州首发】

2017-8-21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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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其后,顶层设计层面,“积极”一词便不再出现。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的提法是稳妥推动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国有经济占主导、“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是基本国策,匹配中国的政治制度。这个国策、发展市场经济的基调以及国企规模庞大的现实,为混合所有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而非简单一卖了之,或停留在传统国企体制机制。

  相较传统国企,真正的、名副其实的混改是利好:表面上,是股权层面国资与非国资混合,股权结构合理化,破解所有者缺位,以及在一定程度上化解国进民退等国资、非国资之间的对立问题;深层次的是健全现代企业制度,进而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各利益相关者权责利重塑—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在这个意义上,混改是改命—改命将日益成为国企利益相关者的重大话题,甚至包括国家的命运。

  治国企的病

  ?  央企混改“先锋”、中国建材集团董事长宋志平表示,混合所有制能治愈很多国企的痼疾,用好了可一通百通。混合所有制企业华泰保险董事长王梓木称,混合所有制或许是一剂药方,它能够治国企的病,救央企的命。这种观点不无道理。混改改命,首当其冲的是国企本身。

  长期以来,由于政企不分(政企难分)、股权结构单一等原因,国企行政化管理色彩浓厚,远未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效率低、公平性差的弊端日积月累,问题已经相当严重。

  公平性方面,由于多层的委托代理关系,作为所有者的“全民”被虚置,未能公平地享受发展成果;不少国企实际上由少数人掌控、内部人控制包括贪腐问题严重,如一汽、中国移动均现腐败窝案。效率同样不乐观。首都经贸大学校长助理戚聿东的实证分析表明,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私营独资企业、港澳台独资经营企业、外资企业5个具体形式的独资企业比较,国有企业的整体绩效最低;国有独资公司和其他有限责任公司比较的结果是,国有独资公司整体绩效最低;国有企业、国有独资公司和国有控股公司相比,国有控股公司整体绩效最好;而国有控股公司中,国有相对控股公司的整体财务绩效好于国有绝对控股公司。

  当前,国有资产体量巨大。2015年,国有企业(不含国有金融类企业)总收入454704.1亿元,利润总额23027.5亿元,截至2015年底资产总额1192048.8亿元。如加上国有金融类企业工农中建四大银行,国有资产体量庞大。分类改革(国企分为公益类、商业类)、发展混合所有制后,只有公益类国企是真正的国企,商业类的“国企”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企,而是混合所有制企业,公司治理市场化,股东平等、追求资本保值增值。在宋志平看来,国企、混合所有制企业、民营企业三足鼎立。届时传统所谓的国企的数量会非常少,混合所有制企业数量众多。

  以中联重科为例,其由国企变为混合所有制,企业发展不错,受到官方认可。2014年3月,国务院有关领导称赞中联重科是国家科研院所改制的典范。截至2014年底,公司主要股东持股是:湖南国资委16.26%、管理团队和骨干员工持股7.14%、弘毅投资8.9%—形成没有控股股东,湖南省国资委、管理团队和骨干员工、战略投资者、国际投资者及其他流通股东共同持股的混合所有制产权结构。2014年12月,湖南省国资委发布文件,将中联重科作为混合所有制企业对待,不再作为省属企业监管,国资委只对其派出的董事、监事进行管理,通过派出董事、监事参与公司的决策与监督,从而贯彻执行了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国资监管以管资本为主的精髓。

  国资监管机构壮士断腕

  通过混改,国企变为混合所有制企业,公司治理市场化。按宋志平的说法,“混合所有制企业里,无论国有股份比例占多少,只要引入社会资本就应完全按照市场化的要求和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去管理和运作,不应该再戴上国有控股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帽子,应给予完全市场化的身份。”联合重组进入中国建材的张毓强(中国玻纤总经理,民企振石集团董事长)认为,谁混合谁、占比例多少不是混合所有制最重要的问题,法人治理结构才是核心问题,即股东大会和董事会能否按照市场规则来履职。

  混改后,国资委等国有资产监管机构,同样改命。以往,国资监管是管企业,老板加婆婆,管人管事管资产,混改倒逼管资本,做干净的出资人—混改后,国资股东和其他股东平等,都需严格按《公司法》履职。2016年3月,国务院国资委主任肖亚庆表示,国资委自身的改革,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不该管的坚决退出。壮士断腕,可一窥变革的决心和痛苦。曾任江西省国资委主任的李天鸥认为,国资委要有出息、要有价值,要真地发挥作用,就要坚持国企改革市场化的方向,必须顺应管资本为主这个潮流,“这就是国资委的价值:你管理的资本增值了多少,而不是管理的企业增加了多少”。

  事实上,国资监管机构仅仅是出资人代表,老百姓才是真正的出资人。混改提升国资的效率、公平性,对老百姓来说是利好:可以增加获得感(包括更好地分享国资增值),公平感。

  跳出亦官亦商

  有关部门曾出台废除国企行政级别的文件,但并未真正落地;在国企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一直是雷声大雨点小。而长期以来的体制惯性,导致国企高管行为呈现出较强的路径依赖:习惯于亦官亦商、行政化任免,而且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希望保留“官”身份的同时更多享受为商的好处,包括市场化的激励机制,俗称“两头都占”。按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斯的观点,路径依赖,弄得不好的话,会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的状态之下。一旦进入了锁定状态,要脱身而出就会变得十分困难,往往需要借助外部效应。混改,就是一种外部效应,借助非国资的股权力量来改变,从而改变高管为首的员工命运,跳出亦官亦商。

  中国建材董事长宋志平认为:“发展混合所有制的确为国企领导自身发生重大改变、为企业家成长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重要的机遇。”2015年,绿地上市,持股1%的董事长张玉良身家逾10亿元,1992年他任绿地总经理时,是由副处级官员转任:“由于绿地集团这种混合所有制的制度,使我有可能这样在一个企业干22年,也许在国有独资企业,我早就被调走了。”华泰保险董事长王梓木则说:“国有企业的领导人,如果真正有意愿、有能力成为企业家,不妨(做)混合所有制,下决心脱离委派你的那个母体。这样,企业家的退休问题、待遇问题、股权激励问题、官员的寻租问题包括你的职业安全问题,都会得到有效的解决。”

  混改特别是员工持股,高管为首的员工迎来命运大转折。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主任楚序平表示,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展混合所有制和以前最大的不同就是鼓励员工持股,“只有实现员工持股,承认人力资本价值的企业才是好企业”。

  万科的前身公司是国企,2000年之后长期是央企华润持股15%左右、为第一大股东的混合所有制格局。自称职业经理人、个人持股远不足1%的王石,一直是最高领导。混改,相当程度上成就了这个领军企业家。

  中国平安保险成立时股东是两家国企工商银行、招商局。1992年,马明哲与袁庚就中国平安股权问题进行讨论。马明哲说中国平安打算花时间完成股权的结构合理化、分散化:一家企业最主要的问题是体制、机制和人才,体制决定机制,机制留下人才,而最为关键的问题则是由股权结构决定的。经长期的股权结构改造,中国平安成为没有控股股东、员工持股较多的上市公司。最初,马明哲由股东招商局派往中国平安出任董事、总经理,1992年员工持股达10%,其后,马明哲的董事席位可以由员工持股支撑,获得了独立性。其1994升任董事长兼总经理,2001年改任董事长兼CEO至今。2015年,60岁的马明哲续任。2012年5月三家公司员工持股出售时,合计持股中国平安9.25%,市值达270亿元,马明哲身家过亿。截至2014年底,中国平安的前3大股东是:泰国正大集团持股10.91%,国企深圳投资控股公司持股5.4%,国企深业集团持股1.4%—非常典型的外资、国资、民资共同持股、股权分散制衡的上市公司。

  缺乏员工持股,可能形成多轨制。在中国建材集团控股的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的高管会议上,经常是3类人坐在一起:身家上亿的民企老板(通过混改)、市场化选聘的职业经理人、传统国企干部,虽然都是企业高管,但这3类人的收入却相差悬殊:民企老板有股权收益,职业经理人拿市场化薪水,传统国企干部拿体制内的薪水。这无疑是颇具中国特色的“怪现象”。董事长宋志平,1979年大学毕业后一直在中国建材集团工作,40年来,个人命运与国有企业共起伏,没有行政级别,拿着体制内的薪酬。宋志平强调混合所有制企业高管市场化、不能搞双轨制—混改,存在名副其实的问题,实即真正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高管身份自然市场化。

  民企机遇

  混改,对民企同样可能是大改变。

  2014年7月,国务院国资委宣布中国建材集团进行混合所有制试点。过去10年,中国建材集团通过发展混合所有制快速做大做强,重组民企近千家、为民企老板保留部分股权并聘为职业经理人,无一家“反水”。

  要混合必须要双赢,宋志平靠的是“央企市营”、端出“牛肉”。央企市营的概念是宋志平2008年提出的,当时他的想法是,把重组中一些成功的市场化做法概括出来,探索一条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与民营企业融合发展的路径,后来逐渐归纳为5大内涵:股权多元化;规范的公司制和法人治理结构;职业经理人制度;内部市场化机制;依照市场规则开展企业运营。通过践行这一模式,中国建材集团在市场化改革中,不断与社会资本和民营资本“混合”,实现了包容性增长。被重组后进入中国建材的张传军称,吸引自己加盟的动力主要是宋志平的“央企市营”理念。他现为双方重组成立的北方水泥总裁。

  “三盘牛肉”则是宋志平对收购时给出条件的比喻:第一盘是公平的收购价格,可以在政策允许范围内有适当的溢价;第二是中国建材留部分股权给被收购企业,一般是30%;第三是原有企业老总留在岗位上,转变为职业经理人,继续做管理者。宋志平认为,民营企业家带着股份加入,可以实现所有者的真正到位,增加内部的天然监督,从根本上保证现代企业制度的落实。曾经,有民营企业家加入中国建材后,发现有的国企高管花钱大手大脚,这些企业家注意到不规范的投资和做法影响了他们自己的利益,便把问题反映给宋志平。

  在发展混合所有制的背景下,会有大量民企参与国企混改,或国企入股民企形成混改,可以促进国资、非国资的融合。看起来,国进民退、国退民进的长期纷争有了尘埃落定的一个机会。

  更深层的是国有经济、中国经济乃至国家的命运。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实践中,国企在相当程度上等同于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事实上,公有制的实现,可以分为国企、混合所有制中的国有资本。混合所有制改革,正是增加了公有制的实行形态,而且是以市场化的方式实现,而非传统的政企不分(政企难分)的国企。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混合所有制可能成为国有经济的主要实现形式,这将很大地提升市场竞争的公平性、资源配置的效率:中国经济会更健康,更可持续。这,实际上也是改变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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