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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山:首创全国移动互联网医院群】

2017-8-23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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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关于世界是否已经进入后全球化时代的讨论就日嚣尘上,此后的乌克兰危机、叙利亚危机和欧洲难民危机进一步增加了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变数。全球化进程是否将终结现存的体系,又将如何影响国家的政策走向以及社会财富的分配,本刊专访了中央编译局“全球治理与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杨雪冬。

  全球化和民族国家依然是主要矛盾

  《南风窗》: 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很多人认为后全球化时代即将到来,从过去的几年看,全球化的进程发生了哪些变化,新的世界经济秩序有哪些特征、发生了怎样的力量转移?

  杨雪冬:如果从历史的长时段来看,我们还依然处于全球化时代,并没有进入所谓的“后全球化时代”,之所以这么说,因为全球化作为一种历史进程,并没有完成其历史使命,而是在曲折中前进,在前进中升级。在这个过程中,全球化与民族国家这对全球化时代的主要矛盾并没有消解,反而有了更多更新的体现形式。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凸显了全球化与民族国家这对矛盾关系,但是全球进程的脚步并没有停下,反而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

  有三个变化尤其值得关注:首先是全球化与市场化、城市化、工业化、信息化紧密交织在一起,形成了相互影响、相互推进的复合进程。当然,市场化、城市化、工业化、信息化也是全球化的推进力量,将全球化更深刻全面地带入了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在某种意义上,城市化和信息化是新世纪以来推动全球化进程最为突出的两种力量。城市化的发展将更多的人口集中在特定的地点,推动了人口的流动,而信息化又将更多集中居住的人群跨国界、洲界联系在一起,形成即时性、大容量的信息流动、知识流动、文化流动。因此出现了更多的超大规模的“全球城市”,更多样的依托网络、脱离民族国家属地的交往空间、认同性群体。

  其次,全球化更为深刻全面地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如果说全球化在上个世纪末期属于学术讨论的热点,体现潮流的标志,那么现在的全球化已经成为人们认识和思考问题的坐标,交往活动的一般形式。互联网对于信息的传播、商品的全球流动、普通人的跨国交流等使人类真正地住进了“地球村”,以气候变化、恐怖主义威胁等为代表的全球风险使人们有了切身的“唇齿相依”感。各种国际话题、国际关注进入普通人的言谈之中,而地方性问题也会受到国际关注,成为全球性话题。

  第三个变化是,随着全球化向多层次、多领域的扩展,全球化进程也在改变着“西方中心”的局面,向多种力量共同参与和推动转变。全球化是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的历史进程,但是长期由西方主导,因此全球化也被一些人称为“西方化”、“美国化”,甚至“麦当劳化”,以强调西方国家、社会乃至企业拥有的决定性地位。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社会主体,尤其是非西方社会主体被卷入全球化进程之中,并且不断强大起来,“西方中心”的局面正在发生深刻的改变,全球化呈现出更强的多元性。

  尽管世界经济秩序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革,但是还没有形成新的稳定格局,多极化趋势还在发展,美国“独大”地位依然明显。因此,动荡、变革、偶尔的矛盾冲突成为当前世界经济秩序的阶段性特征。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是多极格局的结构在发生调整。

  《南风窗》: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国家也想以更大的力度来推动全球化,比如美国在2010年开始不仅开始推动重返亚太的战略,也开始推动代表下一代自由贸易协定的TPP和TTIP。但是我们也看到,欧洲陷入了难民危机,一些国家重新实行边境控制,对欧盟一直主张的人员自由流动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恐怖主义袭击使得人员自由流动的原则也遭到撼动。欧洲的危机对全球化将产生怎样的影响?一旦欧洲开始出现全球化逆转的趋势,必将对世界其他地区产生极大的冲击吗?

  杨雪冬:我曾经在一篇评论性文章中提出,全球化并没有发生逆转,而是进入了“平台期”,因为以资本在全球扩张为拉动力的高歌猛进的全球化在国内以及全球层面都引发了深刻的社会政治问题,出现了全球性的治理危机。治理危机不仅存在于制度基础设施软弱的发展中国家,也发生在被认为制度完备性高、治理经验丰富的发达国家,其中欧盟成为治理危机的典型。欧盟作为区域一体化的代表,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引领着区域一体化的方向,不仅成员国不断增多,而且一体化的范围在逐步扩大,水平不断提升。欧盟成员国将经济领域的许多主权内容转移到欧盟,但是社会政治领域的一体化治理还主要局限在各成员国的主权管辖下。因此经济一体化与社会一体化、政治一体化存在严重的不匹配、不衔接,当双方差距过大时,就必然会产生治理危机。

  欧洲危机恰恰就是从那些不同领域治理匹配性差的国家开始的。所谓的“欧猪五国”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第一批沦陷国。此后,如何拯救希腊又称为欧盟的热点话题。脱离欧盟一直被认为是摆脱危机的选项之一。包括丹麦、英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国内对于是否留在欧盟内部,承担欧洲一体化的成本,也存在着很强的质疑声音。近年来越演越烈的难民问题,及其在多个国家引起的连锁性社会政治问题,比如移民政策、政党结构,加之在法国、比利时等国发生的恐怖主义袭击事件,使得许多人开始质疑,甚至抵制欧洲的一体化和欧盟的开放性。这些问题和矛盾更充分地揭示了全球化和民族国家依然是全球化进程中的主要矛盾。

  尽管如此,欧盟作为区域治理一体化的先行者,其一体化进程并没有被逆转,毕竟这个进程已经发展了半个多世纪,有着欧盟宪法、欧盟议会、欧盟理事会、欧元等一系列制度支撑,并有德国、法国等大国的坚定支持。在这个意义上说,欧洲危机并不是全球化危机。对于世界其他地区,尤其是积极推进一体化进程的区域来说,更是一种有益的提醒,那就是一体化不是各国甩包袱,而应该是统一规则下共同的有效治理。

  《南风窗》:在过去的500年中,每隔百余年就会发生一次重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危机,曾经先后摧毁过西班牙体系、荷兰体系和英国体系。从整个全球化的历史进程来看,这一轮的危机会造成美式全球化的终结吗?

  杨雪冬:危机循环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内在特点。尽管对于危机的发生有不同的解释,但是每一次重大危机都会对当时的世界秩序产生重大影响,尤其会改变全球化进程的主导国家。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会看到西班牙、荷兰、英国、美国各领风骚。二战后,美国成为全球化进程的主导国家,与前几个国家相比,这是第一个人口和地理大国,而其塑造全球化进程,并维持全球秩序的力量主要来自强大的军事力量、雄厚的经济实力和金融能力、有社会科学和现代媒体支撑的价值体系,以及由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组成的国际制度体系。

  2008年的全球化金融危机是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心—美国发生,然后蔓延到世界各国的。这次金融危机暴露出美国也陷入了自己推动的金融创新导致的“管制陷进”中,实体经济出现了深刻的危机。更为重要的是,当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美国宁愿牺牲其他国家利益,甚至故意损人利己。以量化宽松政策、再工业化、TPP、TTIP为代表的一些政策调整,充分体现了美国利益优先选择。美国著名评论家扎卡维亚在《后美国世界》中就批评说,美国在完成了把世界“全球化”的历史重任后,忘记了把自己的视角和心态也“全球化”。

  进一步说,这场危机引发了对美国模式更为深刻的质疑。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评论说,这是一场涉及体制、理论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危机。它让人们开始质疑过去30年以来盛行的新自由经济理论以及在此理论基础上建立的国家和全球监管框架。

  政治后遗症

  《南风窗》:19世纪末世界经济经历了第一次经济全球化,但在一系列经济危机的冲击下,突然转向为贸易保护主义,直至引发军备竞赛和第一次世界大战。1929年~1933年的大萧条,在美国带来了“新政”、在德国引发了纳粹主义、在日本催生了军国主义,而在苏联巩固了社会主义革命。有观点认为:全球化并非必然的历史趋势,如果全球化的速度过快,引起政治的反弹,政治的阻力完全可以使全球化停滞,甚至倒退。怎么看待这一轮金融危机带来的政治后遗症?

  杨雪冬:全球化的发展同时也放大了经济的政治后果以及政治对经济的影响。本轮金融危机产生的政治后果正在慢慢呈现,并且由于各国政治体制和社会政治力量结构的不同,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有意思的是,由于定期选举的存在,金融危机的政治后果反而首先在制度更为稳定成熟的西方发达国家显露出来,突出的表现就是右翼政党在选举中得票率的快速上升、极右势力的猖獗、左翼力量的重组以及整个政治光谱结构的失衡。在英国、法国、美国,我们都可以看到政治力量的重组现象。

  进一步说,本轮金融危机至少会产生3个一般性政治后果。首先是,社会政治力量的分化。受危机的影响,既有的社会利益格局会发生较大的分化,尤其是弱势群体受危机的冲击更大,因此整个社会政治格局的稳定性会受到深刻影响。这些变化必然会影响到政党体制、政党选举,甚至国家政治体制。其次,政治信任度的下降。由于公共权威对危机的无效应对,社会收入差距的拉大,无论是社会成员对公共权威的信任,还是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都会被削弱。在美国,对联邦政府的信任度一直维持较低水平,而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更是出现了历史性新低。当然,对于那些能有效对应危机的国家来说,危机也会提升公共权威的信任度,但是要保持高水平的信任度并不容易。第三,国际协调行动的艰难。在危机中,国家利益的优先性会凸显出来,保护主义倾向通常会加重,这就为各国政策的协调增加了难度。个别国家还会以邻为壑,甚至借机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

  《南风窗》:在欧洲,极右翼在政治上风生水起。曾一度坚定认为“第三条道路”是最好道路的吉登斯宣称,在技术与全球化压制下,他与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倡导的“第三条道路”已死。保守主义与民粹主义将成为影响未来的主要力量吗?

  杨雪冬:危机是极端主义滋生和壮大的温床。保守主义和民粹主义如同一面硬币的两面,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都带有强烈的排斥性,具有极端的倾向。欧洲人对极右翼势力抬头的担忧,一方面说明了开放自由还是这些社会的主流思想,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一些政治力量正在利用社会利益分化、民众情绪变化带来的机遇,来扩大制度性影响。

  尽管存在着政治极端化的倾向,但是上百年全球化进程已经带来了全球启蒙,理性、开放、包容、自由得到了普遍承认,更为重要的,国际相互依存的深化,各国以及国际法治化水平的不断提升,为遏制极端化倾向的扩散抬头设置了结构性制约。因此,尽管“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但是人们没有对即将到来的时代产生普遍的不祥预感,也没有对“下一步将发生什么”产生传染性焦虑。

  中产阶级的愤怒

  《南风窗》:这一波全球化的浪潮推动了世界财富的增长,但是贫富差距也在扩大,不独新兴经济体,全球范围内的不平等程度都在加剧。美国的贫富差距也在不断拉大。美国当前的贫富差距已经处于上世纪20年代一样的水平。这也是标榜“美国梦已死,美国不再伟大”的特朗普颇受欢迎的重要原因。我们应该怎么看待全球化与贫富差距扩大之间的关系?

  杨雪冬:贫富差距拉大是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必然结果,这是由资本主义的本质决定的。全球化的发展一方面为差距的扩大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也为控制差距扩大提供了可能。有研究表明,全球化的发展首先拉大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导致了“第四世界化”,出现了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兰特·普里切特所说的“分化的大时代”。全球化还拉大了各国国内收入差距。据美国锡拉丘兹大学学者戴维·凯·约翰斯顿统计,自2009年以来,最富有的10% 美国人获取了经济增长成果的149%(因为其余90%的人的收入缩水了)。最富有的1%(收入在36.6623万美元以上)拿走了复苏成果的81%。而最富有的千分之一人口 (年收入至少达到797万美元〉竟然攫取了增长成果的39%。

  全球化起码从两个方面为收入差距的拉大提供了条件。一是资本的流动性增强,国家调控能力的不足,使得资本与劳动力的关系发生了严重失衡,税收政策、福利政策难以有效发挥调解收入分配的作用。二是资本增殖方式增多。各种形式的金融创新、互联网创造出来的新业态等,打破了资本增殖的传统方式,加剧了收入差距方面的“马太效应”。

  《南风窗》:西方世界还有一个共同的现象是中产阶级的衰落,“中产阶级民主”机制曾经是西方社会稳定的根基,但是当中产阶级站到统治精英对立面之后,这对西方的民主制度基础将产生怎样的影响?

  杨雪冬: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在西方国家出现了中产阶级衰落的趋势。以美国为例,2000年到2014年间,中等收入家庭的平均收入下降了4%。2014年美国总收入的49%进入了富裕家庭,1970年这一数字为29%。同时,2014年国家收入的43%进入到中产阶级的口袋,大幅低于1970年的62%。在其他西方发达国家也出现了类似趋势。这些变化,不仅影响到这些成熟社会结构的稳定性,而且也加深了中产阶级与少数精英群体,以及整个体制之间的矛盾。一些媒体称,中产阶级正从稳定力量变成破坏源头,体现“中产阶级愤怒”的过激思想和行动也开始出现,典型的就是占领华尔街运动在西方各国的蔓延。但是,这些变化能否汇聚成变革性力量,还需要时间的检验,毕竟西方国家的制度已经走过了上百年历程,并且在众多危机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着较强的自我调节能力。

  《南风窗》:在经济危机之下,人们对社会不平等的关注越来越高,政府需要更多地保护社会,民众会要求政府更多的干预经济体系,支持政府实施收入再分配,未来,国家的政策导向会发生哪些变化?

  杨雪冬:在全球金融危机初期,西方主要普遍采取了“国有化”的救市举措,以至于纽约时报上的文章说,我们都是“社会主义者”。毫无疑问,对银行的注资,对大型企业的贷款,都说明了国家的信用是整个经济活动运行的最后保障。因此,一旦市场信用体系无法运行,国家就要站到前台,提供“最后一根稻草”。这也验证了马克思所做的国家是“总资本家”的判断。虽然市场力量是全球化推进的根本动力,但是国家的介入和干预始终是必要。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国家都是全球化进程最有效的维护者。

  在全球化进程中,国家既不是“守夜人”,也不是“全能者”,而是在多种要求和约束条件进行理性选择,甚至主动变革的能动者。有学者就归纳了国家多个新角色,比如“管制国家”(Regulatory state)、“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裁决型国家”(adjudicatory state)、“道德倡导型国家”(moral advocacy state)。至于国家政策导向的变化,应该遵循两个原则:一是继续维持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行;二是要缓和社会矛盾,为维护社会内部团结创造条件。

  《南风窗》:如果新自由主义代表的本轮全球化发生逆转,中国将如何设计自己未来的路?无论是国内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型,还是“一带一路”战略都必须面对后全球化时代带来的全新的外部环境。中国应该如何应对和积极塑造新的全球秩序?

  杨雪冬:全球化是多种力量推动的,只有更有效推动多种力量的合作,才能为全球化创造出更有力的治理条件。中国的发展是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最受瞩目的全球现象。更为重要的是,到目前为止,还从没有一个潜在的超级大国像中国这样是在一个相互联系异常紧密的全球化世界中实现崛起的。如果说,中国曾经是全球化进程的被动卷入者、积极学习者、努力追随者的话,那么中国在未来发展过程中,更要增强自觉意识,做全球秩序的积极参与者和建构者。一方面要通过坚持和平发展继续创造稳定的外部环境、改进内部治理水平,另一方面要积极作为,为新的全球秩序的形成贡献资源、知识和愿景,提升自己的国际认同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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